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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抢工分
  • 来源:增城日报 作者:[黄蔼北] 发布日期:[2018-01-02 10:44:00]
  • 我的父亲虽然是老共产党员、大队里的老书记,却很有一股重男轻女的老思想。偏偏他命不争气,1946年二十二岁时就结婚,一连生了六个女儿,直到1963年四十虚岁才又有第一个儿子。父亲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我的哥哥。之后是我,还有我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。到1971年我父母有七个女儿、四个儿子,一家人十多口,吃饭的多,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少。因此父亲着急了,他想到了“抢工分”的办法,想以此养活一家人。那时父亲仍然是大队干部,却挣工分不多,大队里每天给书记只有10个工分,而一个强劳力每天的工分常常都是12、13、14、15分,明显比大队书记挣得多。对此,父亲在大队干部会上提出:“大队干部要不惜体力,多参加生产队劳动。”其实是家庭状况使然,作为壮劳力的他必须想法抢工分。在征得干部们同意的基础上,父亲很快拿出一个方案,即:大队干部每天必须在大队部值班八小时以上,记10分;随所在生产队社员一同去劳动,靠社员们打分,劳动满一天的,可给12、13、14、15分之间给分。方案通过后,父亲就在广播喇叭里播送:“要想兰溪变,干部带头干。群众看干部,干部看支部。干部干部,领先一步。火车飞得快,全靠车头带。干部不劳动,谁来养活你?”父亲清了清嗓门,又向大队的全体社员说:“的确啊,我们只要算一算大队、生产队有多少干部,就会知道,大家是不能容许干部们吃干饭的。干部就得参加劳动,挣工分。”他说,大队、生产队里分别有支部书记、大队长、副书记、副大队长、会计、出纳、民兵连长、妇女主任、治保主任、贫协主席、大队文书、赤脚医生、团支部书记、团支部副书记,还有十来个民办教师以及生产队长、副队长、会计、出纳、保管员、记分员。“难道靠社员的劳动就能养得起那二十种人员吗?养不起!大家都应该劳动,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去挣工分!”广播里,父亲振振有词,厉声疾呼,“干部劳动光荣,干部不劳动可耻!”大队干部的劳动方案通过后,父亲即要求文书将方案细节抄写出来,贴到每个生产队队部和大队的交通要道上,让每个社员都知道这方案的来路和计分原则,争取每个人尽量无意见。第二天,即1950年3月19日,父亲就带着全部干部参加劳动生产。那时节全体人员都参加那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,每个人只要一看到父亲带头参加,而且比绝大多数人都更能吃苦,谁都不会对他产生怨言的。家乡兰村的老人家常常跟我讲,在劳动中你爸爸经常考第一。犁耙耧  、莳田割禾,样样活计绝对不会落在他人之后。1970年我开始记事情起,我每天大清早起床就发现父亲睡的铺位已经没人,他早就去给大队放广播、给生产队放禾水,参加生产队劳动去了。而每到傍晚甚至天黑,父亲才会随社员收工而收工回家,他常常匆匆忙忙吃完晚饭,立刻去大队部值班和开会去了。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,父亲天天如此。父亲劳劳碌碌,很少呆在家里。干部、社员有事找他,常常只能在田间地头、大队部找得到。而临近大队杨村的干部王会扬却不是这样。我二姐嫁到杨村,刚好跟王会扬是邻居。我记得六七岁的我去二姐家做客,并在二姐家过夜。那天天还没有亮,窗外就响起王会扬急促的口哨声。王会扬把社员赶下农田去劳作的同时,那口哨声也吵得我睡不着。于是我蹲在二姐家门墩上暗中看王会扬。只见他赶完社员去劳动,自己却返回家,关上门,我听见他好像上了床,不一会就响起匀称的鼾声。当然,我父亲带着兰溪大队各个干部参加劳动,除了抢工分养家活口外,还有大公无私和劳动第一的意味在里头。在兰溪大队,入党当干部其实就是选择了超强度的劳动。慢慢地,父亲还严格规定了劳动纪律,党员劳动要明显好于一般群众,党支部委员劳动要明显好于一般党员,支部书记劳动要超过所有的支部委员。严格的纪律,苛刻的要求,处处牺牲,甚至是无私奉献,如果父亲没有一身的硬骨头,是不敢贸然扛起兰溪大队老革命根据地这面神圣的大旗的。父亲在兰溪数十年担任支部书记,他确立下来的战表,没有一件是没有取得胜利的。渐渐地,父亲在1967年8月8日就明确地跟全大队社员宣布:我黄传孝担任书记,就得要求大队干部做到“三不准”:不准不参加劳动,不准自私自利,不准特殊化。父亲带头干,就有资格去监督那些偷懒的干部和社员。第二生产队的牲畜管理员黄传业劳动很会偷懒,既无法及时给猪喂食,也无法抽身出来参加生产队的过多劳动,年底还交不了提供给社员们过年的肥猪。父亲问他,他说工作太忙,养猪就不得力,劳动的工分也就少。父亲生气了,提高嗓门道:“你个小小的牲口喂养员竟然敢说忙?还好意思说,你比我忙吗?我一年挣工分八千多,你呢?才一千多?一千多分,你怎么养活你一家八九口人?”当即,父亲当着第二生产队队长黄石月的面,撤了黄传业牲畜管理员的职,命令他马上到简坑去砍木头,参加烧炭组的重劳动。此后,黄传业懒惰的习惯改掉了,很快就能靠劳动养家活口了。到了1970年之后,我父亲又不断根据劳动生产的实际情况,将“三不准”逐渐地细化为:不准利用劳动时间开会,不准利用劳动时间办公,不准利用劳动时间找人谈话。这样对大队当干部的要求就更严了。这项规定将全部的办公事情都归入到了“不劳动的时候”范畴内。父亲的诠释是:完整时间劳动,夜晚时间办公。他的口头禅是:“劳动模范,劳动模范,不劳动哪里敢去当模范?”第三生产队的黄克宴在大队里当了十年的会计,他认识的字都不多,那几个字还是在扫盲班获得的,因而会计工作干得很吃力。后来来了个兰溪中学毕业的小伙子黄和平,父亲立即安排他顶了黄克宴的会计。黄克宴想不通,父亲解释道: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是历史的必然。你虽然不干会计,但可以到生产队兼职做仓库保管员。每天也可以多抢八九分的。”这么一安排,好几方面都满意,但有的社员对黄和平却又有意见,说:“和平才16岁,就能挣这么高的分?大队里每天拿十分,天天参加劳动又至少有十二分?”父亲对提意见的社员说:“过来,你来干干黄和平的工作给我看看,如果可以,我撤了和平的职,让你接着干。对,你打一盘算盘给我看看,演示一番看看!”那个提意见的社员嗫嚅着,老半天还是无法打清楚一盘算法,也就只好悻悻地退下去。后来,大队会计由黄和平干到六十岁退休,都没有出现过差错。兰村的老百姓再也没有意见了。大家只是说:“传孝书记火眼金睛,会计人才难得。”父亲带头劳动,白天劳动,晚上办公,身先士卒,全大队无人敢吭第二声反对。这样下来,我家里人口虽然很多,但是基本上没有超支。只是后来我父亲生病,强劳力缺乏,才在包干到户前几年欠了生产队351块钱。大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,几乎不会忘记那时的情形。国家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般好模样,当时吃穿用都靠两只手去挣、去夺、去抢,我父亲才拼命地带着全部社员去抢工分,使得每一个人都不至于挨饿。劳动一旦被蔑视,“艰苦奋斗”肯定就成了纸上谈兵,贪污腐化也就会不可避免。相形之下,劳动还是特别光荣的。而我父亲靠抢工分来养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那一幕幕,也是不容忘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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